曾孝濂把花草画进书本里讲述一辈子一件

曾孝濂作品。

资料照片

年轻时的曾孝濂(左二)在创作中。

资料照片

曾孝濂近照。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曾孝濂：年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插图余幅；20岁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参与《中国植物志》植物标本图创作；美术作品曾在世界多国展出，出版《中国云南百鸟图》《花之韵》等画册。

前不久，八十高龄的曾孝濂赶到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来看看自己那幅《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了这幅长2.5米、宽1.17米的植物科学画，他耗时半年记录37种原产中国的植物。“花了天，值了!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虽已退休多年，曾孝濂却丝毫没有闲下来，时常一出差就是半个月——不是为了推广科学画，就是写生创作。

历时30余年参与编纂《中国植物志》，已发表各类科学著作插图余幅，设计《杜鹃花》《绿绒蒿》《中国鸟》等九套邮票，又画了幅花、幅鸟……从年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曾孝濂再也没有搁下过画笔。这几年，他还开始了自己又一项庞大的计划——再画幅热带雨林大画。“小时候的爱好竟然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很幸运。”曾孝濂感慨道，这段与植物画的情缘，一续就是60年。

“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作为全世界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全书近万字，记载了中国科属种植物，仅目录索引就有页。曾孝濂和全国多位植物分类学家、位插图师，耗时45年才编纂完成。年，刚刚工作第二年的曾孝濂就有幸被抽调为植物志绘图员，为植物志画插图。

“《中国植物志》是国之典籍，能够参与其中的插图绘制是我莫大的荣幸。”讲起当年的创作，曾孝濂依然流露出自豪。“能通过画画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这辈子值了。”

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职务是见习绘图员。“主流派画家批评谁画得不好，会说你画得跟标本似的；可对植物科学画来说，画标本却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孝濂说，为了完成《中国植物志》的插图，不少美院的学生被抽调来；但植物科学画的严谨，让很多学生打了退堂鼓，反倒是像曾孝濂这样的植物科学画爱好者坚持了下来……

“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这个不能画错。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容易出错。”曾孝濂说，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最初，植物志插画一般是对照腊叶标本临摹的黑白线描图，但年轻的曾孝濂认为，插图不仅要画对，也要到大自然里写生，否则没有生命力。“所里领导和专家知道这意味着交稿时间会延长，却还是支持了我的建议。”曾孝濂说，当时在昆明植物园，为了跟花的自然衰败抢时间，他常常一整个上午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全神贯注搞创作。他每画一张画都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这样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曾孝濂画彩画的能力比早期参加工作时高了一大截。

“每张画都不完美，但到现场画得会好一些”

退休后，曾孝濂依然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继续用画笔描绘自然。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要画幅花、幅鸟，还要画幅兽类。前两项已“交了作业”，第三项曾孝濂选择了放弃。“自然界中很难找到种兽类安静地待在那里让我画，动物园里的兽类，总让我觉得少了些生命力。”曾孝濂说。

画了60多年植物科学画，曾孝濂有自己的坚守。“不能为了好看，故意画错。每张画都不完美，但到现场画得会好一些。”曾孝濂说，没到现场，就没有生物在自然界中的第一印象，那种生命的状态就无法感受到。“那种感觉会引导着我的整个绘画过程。”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一定是先看照片，对植物有了表象认识后，再去原产地观察植物的生长，拿到标本后进行全面解剖……

并非所有的现场都那么容易抵达。为了画好绿绒蒿，曾孝濂爬上海拔米的白马雪山，在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画作。“没有到过那个环境，就见不到真正的绿绒蒿。那种生命的神奇，不到现场是感受不出来的。”

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艰辛超乎人们的想象，与蚂蚁、蚂蟥、马蜂、马路虱子的“亲密接触”更是常事。有次采集标本回来，曾孝濂就觉得身体不对劲，可由于太累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身上很多地方与被单粘在一起了，一数足足有42个血块。“那是我被蚂蟥咬得最多的一次。”别人听了往往惊讶，可曾孝濂却带着微笑，仿佛在讲述自己的幸福往事。

野外写生最危险的是遇到蛇。有次野外科考遇到了呈攻击状态的眼镜蛇，曾孝濂没躲，反而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一瞬间。“事后同伴说，医院足足有两个小时，要是被咬了，后果不堪设想……”

“我想用画笔讴歌自然，让更多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