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鲁迅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皆有专章论述《世说新语》（下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从此，《世说》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鲁迅画像

一、鲁迅与古小说

鲁迅对《世说》的研究，源于其对古小说的长期浸淫与偏好。鲁迅曾积多年之力，辑佚古小说，编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诸书，为古小说的文献整理及研究导夫先路，而年以后，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亦可谓厚积薄发，其来有自。

窃以为，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小说实绩和水准及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超过其中年以后最为用力的杂文创作。其杂感时评，因为快速反应，常常不免情绪化与碎片化，不足以支撑“思想家”的称号[1]，而其《呐喊》、《彷徨》及《故事新编》，则足以传之名山，垂范后世。同样，其小说文献整理及历史研究亦足以奠定其一流学者之地位。而这一切，都与其最初对于古小说的偏好密不可分。

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自称：“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2]鲁迅对小说之价值予以肯定，而不满于“论者尚墨守故言”，故有《古小说钩沉》之作。

又《小说旧闻钞序》云：“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勾稽。……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3]

北新书局年版《小说旧闻钞》

语虽自嘲，用情实深。其间对《世说》自然尤为注意。如在《朱育会稽土地记序》、《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考》等文中，皆曾引用《世说》及刘孝标注以证。

可以说，《世说》是鲁迅最喜爱的一部古小说。在其写于年12月11日的《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说：

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4]。

《鲁迅全集》

紧接着又写到：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5]

似乎在鲁迅心目中，魏晋名士所代表的乃是“雅”，自己恐怕只好自承其“俗”。这是自嘲，也是讽世。这种矛盾在鲁迅的一生中如影随形。

譬如，尽管鲁迅对施蛰存提醒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冷嘲热讽[6]，但他自己也曾写过《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其中赫然写着：“《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7]足见其对《世说》的重视程度。

鲁迅题赠许寿裳《小说旧闻钞》

二、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年、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8]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为《世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

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题记》称：“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9]可知关于《世说新语》的这第七篇并无改订，原汁原味。

北新书局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此文可以说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是精准地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

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0]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做小说史的背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的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是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

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1]

鲁迅手迹

其中，将列御寇即《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严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志人小说系列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

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12]称阳玠松《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仿之书共17种[13]，为此一系列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是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鲁迅全集出版社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

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14]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师道（-）在《何氏语林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15]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

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16]鲁迅应该是受到前人的启发而做出的推测。

鲁迅在小说史研究上的另一部著述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书是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日文译本

这书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的节略白话版。其中涉及《世说》的乃是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于志怪方面，提出了“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而于志人，则以《世说》作代表。提出了“所谓晋人底风度”，为后之“魏晋风度”说埋下伏笔。

同时，鲁迅还表达了他对清议和清谈的理解，说：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17]

香港中流出版社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其对于魏晋名士风度及其与清谈之关系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是允当有效的。

谈到《世说》后来的影响，鲁迅说：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

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

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18]

这里鲁迅讽刺“现代底人”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为笑话，虽看出了后世“社会背景”与魏晋不同，而模仿变成东施效颦，但却无形之中取消了《世说》之所以被不断续仿，还有其超越时代的人类学及文体学上的价值，鲁迅发言遣论常有逻辑上不能周延之弊，此即一例。

不过，这篇文章却有“发酵”的作用，三年后他在广州演讲中所揭橥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此已呼之欲出了。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鲁迅还有一篇题为《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的文字——实是年5月3日对《文学》月刊社的答问——也很值得注意。

文中除了重申“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同时还把唐代传奇文的产生，上溯到魏晋，以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

此外，再次呼应前面的观点，指出“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甚至认为唐代作为“行卷”的“传奇文”，几乎是士人干谒的“敲门砖”[19]。

这是从实用角度看待《世说》之类“为赏心而作”的笔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其十年前将《世说》称作“名士底教科书”，可谓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封面

三、鲁迅与“魏晋风度”

细心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时隔一千余年，清末民初的确与汉末魏晋有着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且不说两个乱世的世风和士风，即便文风上都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别的不说，至少民国初年不少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都喜欢“魏晋风度”及“六朝文”[20]。尤其鲁迅，更是如此。周作人称“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21]，“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22]。

孙伏园记刘半农赠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23]。

故鲁迅的身上，那种决不妥协、“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性格，颇有与魏晋名士的清议派相类之处。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24]

惟其如此，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时，鲁迅才做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25]，第一次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名士风流诸方面，做了沉着痛快的评述。今天看来，这篇演讲稿算得上是才气横溢、不可多得的佳作，尽管其中难免有些“知识性错误”[26]。

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

一、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八个字：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二、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的风气。

三、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

《魏晋风度及其他》

在谈到曹丕的时候，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尽管这篇演讲稿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过具体的阐释，但文中涉及了魏晋的文风、士风的方方面面，从曹氏父子讲到建安七子，从空谈和吃药的“祖师”何晏讲到饮酒之风的代表“竹林七贤”，认为魏晋名士所以“居丧无礼”、“爱穿宽大的衣服”、“脾气坏”、“好穿木屐”等等习气，大抵都与吃药和饮酒有关。

鲁迅的意思是，魏晋的文章及名士们煽起的服药和饮酒两大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表现和展示。从此，“魏晋风度”便在中国文化人心中扎下了根。此后，宗白华、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都纷纷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继者[27]。

鲁迅抄《嵇康集》

在鲁迅对“魏晋风度”的议论中，嵇康几乎是一大核心。窃谓鲁迅深敬嵇康，原因有三：

一是因其性格与“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直性狭中”、“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非常相似，情感更易相通。

二是鲁迅对于现实体制亦常不满，对于纲常秩序终其一生皆常怀疑与批判，这与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理路如出一辙，大抵绝不以“异端”为非类。

第三点少有人提及，即嵇康虽出于谯郡铚县，其祖上则世居会稽，而鲁迅亦常以“会稽”自署，“越人”自居，又曾搜集乡邦古文献，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对乡土感情深挚自不待言，故冥冥之中，鲁迅乃视嵇康为乡邦前贤也。有此三点，则鲁迅何以会花费数年时间辑校《嵇康集》，也就不难体会了。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多次提到嵇康。先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关于嵇康之死，鲁迅也有与众不同的发现：

《嵇康集详校详注》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显然认为，自己不属于庄子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一类人，而能洞悉人性的深层秘密。

在谈到嵇康狱中所写的《诫子》书时，鲁迅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鲁迅先生

八年后的年，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

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28]

这些评论，都是非常贴切精准的。论及嵇康的文章，鲁迅亦不吝赞美之词，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又说：“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师心”、“使气”，这不正是鲁迅自己文风的写照么？

甚至提到死亡问题，鲁迅也不无“魏晋风度”，其留给亲属的“遗嘱”中有一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29]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刘伶的“死便埋我”的豪言。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年12月版。

可以说，魏晋风度已经渗透到鲁迅的“骨子里”，成为他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了。这样“文如其人”的个案，在整个“世说学”史上也并不多见。

注释：

[1]此意前人已有申论。如李长之尝言：“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又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参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年版，页、。[2]《鲁迅全集》第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3。[3]《鲁迅全集》第10册，页65。[4]《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5]《鲁迅全集》第6册，页。[6]施蛰存在年10月8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一文，阐明自己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引起鲁迅不满和反驳，先后在《重三感旧》《“感旧”以后（上）》《隔膜》《“文人相轻”》《论新文字》等文中予以讽刺。[7]《鲁迅全集》第8册，页。[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册，页4。[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3。[10]《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60。[11]《鲁迅全集》第9册，页60。[12]《鲁迅全集》第9册，页64。[13]鲁迅称：“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见《唐志》，然据《隋志》，则殆即所注临川书。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见《新唐志》杂家，今佚），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廿一史识余》，郑仲夔《清言》等；然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而世人犹复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维枢作《玉剑尊闻》，吴肃公作《明语林》，章抚功作《汉世说》，李清作《女世说》，颜从乔作《僧世说》，王晫作《今世说》，汪琬作《说铃》而惠栋为之补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参《鲁迅全集》第9册，页66-67。按：其中除刘孝标《续世说》之说不确外，余则无误。[14]《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15]陆师道：《何氏语林序》，见何良俊《语林》，四库全书选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四册卷末。[16]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17]《鲁迅全集》第9册，页。[18]《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19]《鲁迅全集》第6册，页。[20]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年Z1期。[21]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页68。[22]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页55-56。[23]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重庆：《新华日报》年10月21日。转引自前揭陈平原论文。[2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39。[25]此文收入《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下不详注页码。[26]参见张海英、张松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知识性错误》，《中国文学研究》年第3期。[27]这几篇文章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冯友兰《论风流》（）、王瑶《文人与药》、《文人与酒》（）、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等。[28]《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页。[29]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