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卧荒山原创巢燧文化及其以安全为

有巢氏被誉为华夏"第一人文始祖"，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建立古巢国，开创了巢居文明，是人类原始巢居的发明者、巢居文明的开拓者。燧人氏钻木取火，成为中国古代人工取火的发明者，教人熟食，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火文明，被后世奉为"火祖"。近年来，郑金民先生在研究生命哲学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有巢氏”和“燧人氏”文化（简称“巢燧”文化），并撰写作品《巢燧文化及其以安全为主的人类价值》，从今天起，分三期推送，以飨读者。巢燧文化及其以安全为主的人类价值（一）文/兔卧荒山巢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一种原始文化。《有巢氏》道：“《先秦史》云：‘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中国民族史》云：‘巢、燧、羲、农，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事迹较可凭信者，必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也。’”巢燧文化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之后，超越了人类历史和国家历史以来的任何文化的一种文化，是～万年人类历史中最接地气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人类和国家的根文化与祖文化，因而它是有人类价值的国家文化。一、巢燧文化巢燧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由有巢氏和燧人氏开创的巢文化和燧文化。前者开创的是巢文化，后者开创的是食文化和火文化。巢燧文化有时从人类“吃住”的角度讲，亦称居食文化。（一）有巢氏及其巢文化《有巢氏》说：“《论有巢氏功德暨古巢国演延》：‘有巢氏’是‘圣人’而不是‘神祗’，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第一圣祖。…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有巢氏”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来研究，让整个人类世界进一步领略与赞赏中华文化的深邃性、科学性与创造性。’”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有巢氏及其巢文化研究的出发点。《有巢氏》说：“远古时期，有巢氏率领古人筑巢为室，古人得以安居一处，家园的梦想终成现实。最早的巢居又称为“树上居”，顾名思义，是建在树上的，后来才延伸到了平地上。”“人类原始巢居的发明者。有巢氏，简称‘有巢或巢’，号‘大巢氏’，祖籍在安徽巢湖流域，后迁徙至山西石楼山一带。华夏族人，位列五氏之首，被誉为华夏‘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称号是后世之人，根据传说而给‘首创巢居’的人追赠的荣誉性称号。”“林河：‘在燧人氏之前，人类都是无名的，所谓有巢氏、燧人氏并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后人的他称。’”即是在原始人群之后发展起来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首领。《巢居》说：“‘巢居’是指在树木上用树枝搭架而居或底层架空上层居住，因类似飞禽动物的筑巢故名。”《有巢氏》又说：“顾名思义，‘有巢’就是人们要有地方住。而有巢氏教人们不再住在地面上，在树上用树枝树叶建造出简陋的蓬盖，作为示范，这就是原始的房屋了，至少可以躲避野兽……”《住在树上的那些人——巢居的起源与现状》（以下简称《住》）说：“巢居的原始形态可推测为在单株大树上架巢——在分枝开阔的叉间铺设枝干茎叶，构成居住面；其上，用枝干相交构成蔽雨的棚架。它确实像个大鸟巢的样子，即古文献称做‘橧巢’的原型。从橧巢到干阑，经过了如下发展序列：独木橧巢（在一棵树上构巢）→多木橧巢（例如在相邻的四棵树上架屋）→干阑式建筑（由桩、柱构成架空基座的‘宫’型建筑）。我们今天还能看见的吊脚楼其实就是干阑式建筑。”这是巢居及巢文化的历史发展。文化的传承有文字、图式和行为三种形式，巢文化是以人类活动行为为载体传承的一种文化（前期还没有语言，后期有了语言，在口口相传的条件下加快了巢文化的发展）。《有巢氏》说：“历史学家王桐龄则从旧时给先王定谥号的法则思考进去，因时代文化和祖先业绩而立号：‘太古理想之帝名，往往与文化之发生，有接近之联络，有巢氏等古帝王之称号皆然。此自特别取义也，凡人类初开化之时，莫不欲知其本国文化之所自出，而其时尚无文字记载，乃一依故老之口碑以为凭，中国开之开化始于何人？此初民所急欲知之者也。’”巢文化，既没有像图腾和河图洛书那样的图式符号传承，更没有像仓颉鸟迹文字那样的文字符号传承，却是以人类活动行为的动态符号，再加之口头辅助而传承的文化，是渗透着生命底色和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有巢氏时代是处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旧石器时代》说：“所谓石器时代，并不代表那个时候的人类只会使用石器，例如：有巢氏时代‘巢居’人居生活方式就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早期，那时期的人类已经可以使用工具搭建简单的‘巢居’。”《有巢氏》说：“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依其制作技术之发达程度，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与历史上蒙昧时代之下、中、上三时期的社会经济内容是相适应的。所以特征为蒙昧时代下期之有巢氏时代的文化，是早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多物种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猿人）由于已经半站立，或者完全站立而腾出双手的时代的文化。所以《巢居》说：“巢居由于是发生在至少百万年以前的住居习俗，是一种依附于生长植物上的、并用植物枝干搭构而成的‘居室’……”但其实不至百万年，很可能在二百万年、二百五十万年，或者三百万年以上；故而《巢居》又说：“中国的巢居习俗流行时代，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陕西蓝田人等遗址均未见明显的洞穴居址，恐怕便与当时的树巢居习惯有关。”在人类～万年的历史中，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距今10～3万年前，而旧石器时代早期在距今～10万年前（又说：～10万年前）。综合“旧石器时代论”和“翦伯赞论”（该论认为：有巢氏时代是人类初始的原始人群时代），巢文化时代在距今大约万年或者万年前就存在了。具体说，巢文化的起始时代处在原始人群的时代。所以《有巢氏》说“《遁甲开山图》记载有巢氏王天下百余代”，这个“百余代”只是一个大概的、想象的表述历史遥远而已，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由此可见，巢文化时代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万年前。无论是国家文化还是人类文化，哪一种文化也无法超过这样一个历史概念。如果说它前边再有文化，那就是人类创造的和多物种同处一起付出沉重生命代价的第一次洞穴文化、石器文化和棍棒文化。人类巢居之前是洞穴，在巢居使之人类以人口为主要的安全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以后，人类再次下到地面又回到了洞穴。据《原始社会的分期和分期标志》，巢文化时代诞生的早、中期旧石器时代对应人类进化的阶段，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即人类安全阶段开始不久的阶段。道法自然，巢法自然。巢居文化是顺应人类诞生时自然资源和客观条件，以及与人类安全阶段紧迫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依赖于自然紧密关系的反映。所以《巢居》说：“古人认为中国人类的开端时期存在一个巢居即树居时代，或称有巢氏时代。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尽管这是一种猜想，但恐怕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的。因为人本身是从森林古猿类进化而来的，猿猴擅长攀援树木的本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最早的人刚从猿界脱离出来，尚保存很多猿类的本能和外貌特征，加上当时的环境是猛兽横行，人要有效地保存自己，就必须想办法避开群兽，避开群兽的最佳办法之一便是高高在上，在树上架屋而住。在高大树上搭架而居的办法，对于最早的人类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故巢居的传说，是一种十分精辟的见解。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巢居是应该存在过的一种住居习俗。”所以《旧石器时代》说：“当时人们群居在山洞里或部分地群居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这里的“洞居”显然是人类回到地面后第二次进入。由此可见，不是古人不想在地面居住，而是迫于凶禽猛兽的压力，为了杜绝安全隐患，为了生存，为了减少生命损失而选择了不方便的巢居。在当时人类作为一个弱势物种，面对猛兽只能是躲避和退让，巢居当时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种最佳或者科学的选择，是一次发明创造，是人类第一次探索保护生命安全的有效途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安全生产力的积极尝试，而且相对于在洞穴中造成大量生命伤亡来说，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和成功的。在蒙昧时代，这种巢居的“住房”很显然带有人工和人类智慧的性质，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力量又处于劣势的一种防御策略，是在这种情况下和野兽（自然）斗争的一种胜利。但因为“巢居由于是发生在至少百万年以前的住居习俗，是一种依附于生长植物上的、并用植物枝干搭构而成的‘居室’，故百万年以来的风雨灾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留下真正的实物痕迹，使考古学也无法考察到其原貌。但从国外民族资料看，在几个世纪前的某些热带地区，如印度的萨姆地区的后进民族，便存在树居的习俗。这种现象表明，在人类的住居生活史中，巢居习俗是肯定存在的。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也如古代学者推测的那样，曾存在过巢居习俗。”《巢居》如是说。这个“百万年”概念并没有经过考证和推理，只是表达一种“很长”历史的粗略说法。巢文化由于自身的科学性，及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性，使之～万年以来在不断地发扬光大，不断地丰富发展，贯穿了整个人类安全阶段（当然，人类物质阶段还在持续的发展）。因此《旧石器时代》说：“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故而《有巢氏》记载：“年在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期发掘中，木构建筑露头于第四层中部，出土的木构件总数达一千件以上。正与韩非子所说的：‘有圣人做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相吻合。”伴随着人类安全生产力的提高，这时的巢文化已经发生了较大发展。在人类安全阶段，巢文化既是安全文化的主要内容，又和安全文化相辅相成，巢文化和安全文化相得益彰，巢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安全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安全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巢文化的发展。据《住》记载：其实在中国也还存有巢居的历史活化石。比如，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有多克木人，常年生活在树上，至今仍处在母系社会，他们不属于我国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巢文化就这样的在人类初始时期发生，就这样的为了人类而伴随人类走过几百万年的风雨历程。毫无疑义从历史和与人类生存的紧密关系来讲，任何一种文化也无法超越巢文化。巢文化实际代表了人类安全阶段之安全文化的主要成果，代表了人类安全阶段之主要安全文明程度。它是人类在原始大生态部落中除去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第一次为了生存，为了安全采取的一种战略防御的策略；第一次为了生存，为了安全而发明创造的文化。这一文化长期的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无论从它当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来讲，还是从它对后来人类历史的影响来讲，它的作用、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种永久的文化，而且是一直发展的文化。可以说，在蛮荒时代，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如果没有巢文化的创造，可能就没有人类的壮大和发展，可能人类始终处在猛兽的压制之下，处在生物链的中、下端，处在食物链的“吃”与“被吃”的关系之中，可能始终没有机遇和机会增加人口，积聚力量，其作用只是在食物链中维系能量的传递，只是在生物链中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人类的存在对于宇宙生命来讲大打折扣而降低了其价值和意义，而一直处在恐怖、无奈和悲惨的生存环境之中，人类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和文明，可能对宇宙生命无法做出今天的贡献。巢居时代及其巢文化，不仅对人类在地球上站稳脚跟，安身立命，确保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科学、正确地认识人类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即让我们充满自信的、再一次地确定了人类安全阶段的历史存在，再一次佐证了“人类安全阶段假说”的科学性。（二）燧人氏及其燧文化燧人氏在先秦古籍开始有所记载：《尸子》云：“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拾遗记》云：“燧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三坟》云：“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燧人氏（前？—前年）风姓，燧明国（今河南商丘）人。”《燧人氏》如是说。燧文化只能是人类物质阶段的文化，或者0年文明的文化，这不符合很多考古发现古人用火的事实。所以，这个记载可能只是燧人氏的若干后裔之记载。因而，《燧人氏》又说：“燧人氏生于商丘，葬于商丘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进入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所以燧人氏是处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包括火文化和食文化在内的燧文化才有了安全文化和原始文化的底蕴与深厚的历史，中华文明和国家文化才彰显出其应有的魅力、地位和价值，才更能获得世人的敬仰和崇拜。《燧人氏》说：“‘燧’字表示取火工具，现代一般指燧石，互相摩擦可以击出火星。在先秦时代主要是指钻燧取火，也就是用一个木棒快速研钻另一木块生热最终而成火的行动。”人们便把发明人工取火技术的智者称为“燧人氏”，很快形成了以燧为首的远古人类氏族部落，这个氏族部落被后世形象地称为“燧明国”。故而在《燧人氏》记载清末学者尚秉和曾说：“火自无而有者也，其发明至为难能。燧皇感森林自焚，知木实藏火，不知几经攻治，几经试验，始钻木得之。其功又进于有巢，而即以是为帝号，可见当时之诧为神圣，而利赖之深矣。”《燧人氏》说：“其实遂、隧、燧、邃四个字同音，都与‘贯通黑暗’意义相关：遂表示完成，其本义相当从黑暗的隧道中走出来，有豁然开朗的意味，如遂心、遂愿等；隧就是开掘隧洞，隧道中当然黑暗；燧是在木块上钻洞，目的在于取火；邃指空间或时间的深远，如同在隧洞中一样，难以辨明前景。从这些同音字中可以看出，极有可能远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燧人氏的传说故事。‘燧人氏’这个名字本身恰恰自述了钻木取火这一伟大发明。”这是燧人氏火文化之原始。《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又《汉书》亦有“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的记载。另外，在《燧人氏》记载中，尚秉和说：“……岂知燧人既发明出火，其智慧岂尚不知炮食？况炮者裹肉而烧之，燎其毛使熟耳。在熟食中，燧人氏不仅发明了人工取火，而且最早教人熟食。”这是燧人氏食文化的原始。人类对“火”和“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伴随着人类安全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火”和“食”首先源自于自然，然后进入人类社会。这是“火”和“食”之道的运动发展。在自然界有火山爆发火、动物尸体的磷火、露天煤挤压摩擦火、森林高温自然火、打雷闪电引发的林火，等等。但原始人起先看到火，没有认识，不会利用，反而畏惧避让。蒙昧时期的原始人不知道用火，不仅生吃植物果实，而且就是捕猎的小型动物，也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的吃。后来在采食过程中，偶尔遇到被火烧死的动物、野兽，嗅到了香味，拿起一尝，便发现烤食的美味和易于食用。随后，经过多次的试验，原始人渐渐学会烧烤，并想办法把火种保存下来，常年不灭，随时备用。《读书：火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作用》（以下简称《读书》）说：“有些食物是没法直接食用的，比如小麦、水稻，但有了火，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主食，而且火还能杀死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此外，就算人类吃的还是以前的食物，经过火的烹饪，需要咀嚼和消化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例如黑猩猩每天咀嚼生肉要花五个小时，而人类吃熟食的话一个小时就够了。”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人类吃的还是以前的食物”，但却“开发”出，对于人类来说从来没有的更多的养分和能量。《读书》又说：“烹饪的发明，与人体肠道缩短，大脑开始发育有直接关系。因为不论是较长的肠道还是较大的大脑，都必须消耗大量能量，很难兼顾。而有了烹饪，人就能缩短肠道，降低能量消耗，不经意间火让智人种与其他人种走上了大脑更大的道路。”食文化使人类自我进化在无声处进行，在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无为而为地推动了人类自身跨越式发展，成为人类历史安全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燧人氏》说：“火的应用，使人类焚林而猎，开始利用自然去征服自然，因而丰富了人类的食品，从而使人类的肉体的有机结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脑结构变得复杂，聪明才智得到发挥。《韩非子·五蠹》：‘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从这个角度说，从火和人类自身进化的密切关系来讲，熟食作用更大，食文化更重要。它不仅缩短了人类食用时间，更为关键的是释放、“创造”出了更多的营养，从而是人的大脑从小变大，脑量超越了其它一切动物，加快了人类进化和人类从动物中分离的步伐。所以，燧人氏开创的燧文化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即火文化和食文化。在这两种文化中，说燧人氏发明了火文化，不如说燧人氏在发明火文化的同时也客观地发明了食文化。火文化导致了食文化的诞生，但由于食文化使人的脑容量迅速增大，人的思维有了跨越式发展，智力大幅提高，反过来促进和加快了火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而为后来用火频率、效率和科学创新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火发挥安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燧文化（食文化和火文化）最保守也在距今～万年以上。《旧石器时代早期》说：“目前最早的文化遗存是距今万年前的西候度文化，在山西芮城黄河边，当时人已经会用石片，而且有用火的证据，天然火是雷击山火已不可考，人类用火加工食物是体质的巨大飞跃，火的出现在夜晚照明，冬季取暖，对付猛兽上是划时代的，工具和用火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考古不仅说明了人类用火的时代，而且突出强调了“对付猛兽上是划时代的”安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旧石器时代早期》继续说：“元谋人是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大约在万年前发现了牙齿化石和用火的痕迹，石器主要是刮销器，具体加工是捶打法，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这个“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可能就是原始群之后的原始人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火文化的诞生应该在距今大约～万年前。在人类安全阶段，在人类处于生物链中、下端，处于食物链“吃”与被“吃”的关系之中，人类为了减少生命损失，寻求安全，与野兽抗争对决时，如果说，巢文化是一种战略防御策略，那么由食文化提供智力保障的火文化则是一种战略进攻策略。猿人的直立行走为人解放了双手，火文化的诞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重器，“双手”和“火”彼此助推了各自作用的极大发挥，人类以突变的方式提高了安全生产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给野兽使出了绝杀技。所以从此时起，人类开始积极地、主动地出击、打击凶禽猛兽，人类的生命开始有了安全保障，开始有了安全长久之道，开始向生物链顶端迈去，开始走出“吃”与被“吃”的食物链关系，开始走上了按照自己生命意志（人性）设计的行为活动，开始有底气地面对自然，“改造”自然，开始走上了为实现安全目标发展的道路。巢燧文化是在多物种生态系统大背景中，人类基于生存而探索创造的文化。巢燧文化是人类继石器文化之后一种高级文化，带人工的性质，带主观的烙印更强烈，它的创造和科学的成分更浓厚些。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郑金民，从事林业工作，属兔，自称是以双木为生存的一只兔子，一年四季兔卧荒山，静观于秦山洛水之间，故笔名兔卧荒山。本人是学习哲学，思考哲学和享用哲学的一个人，哲学伴随了几十年。历史生命哲学基本框架构建现已完成，大约多万字。

本人论著《还原道的本相》在年《国学研究》第八期专刊发行，并获得陕西省国学研究会评选的—年度“国学研究论著奖”，《生命规律》和《宇宙人类及其生命》两部论著作为内部交流资料已经面世，《历史生命哲学规律体系》进入出版程序。另外，计划用两年时间出版《人类安全阶段假说》《生命及其生命法则》《生命文化及人性类别层次》《关于哲学统一性体系论述》《有关哲学问题探索》《新思想》等六部历史生命哲学论著。

在哲学之余创作大量诗歌，并多次获奖。对仓颉文化有深入研究，整理有《仓颉文化文集》。对伶伦文化也有